序

    人民路是常德城最古老、最繁华的路。从龙港巷到梅尼广场，从步行街到水星楼，是这条路上的繁华。就是在这繁华路段，活跃着来自我国东北部的人们，我关注他们已经快两年了。

  这些人，一部分来自吉林省舒兰市，一部分来自吉林省通化市，我暂且用网络语言称他们为舒兰群和通化群吧。新、奇、特、时尚及实用价值高，是他们所卖商品的特点；根据季节变换，卖一些时令商品，是他们的营销策略；超市外、人流量大流动人口多的地方，是他们的经营地点。他们的营销模式却截然不同：舒兰群，每一个摊位每个时段都会主推一种商品，推销者戴着耳麦，边演示边用顺口溜介绍商品的性能，一口普通话，能听出东北味。通化群，经营者不戴耳麦，只要有人过来，他们都会用吉林男人特有的温柔，根据光顾者的特点，推介相应的商品，那份耐心真让人佩服。

  上篇：与吉林人相逢

  初见吉林人，那是2010年初，我从家润多超市出来，好几个说东北话的人摆着摊，推销一些日用小商品。那时，我的“讲述流动的中国——流动人口生存状况调查”刚刚开始。我特地买了一个吸水拖把，了解到他们是吉林人。当时，在心里锁定他们为我的采访对象。这年暑假，我带着实习生去采访，却不见他们和他们的小摊。直到12月，我才找到了他们。

  2010年12月18日，星期六。虽然已是冬天，这时候常德的冬日还是暖融融的。我时而骑着自行车，时而把自行车停在围栏内改为步行，把常德老城区中心区转了个遍。

  梅尼广场前，3个蓝色的棚子错落有致。我停好单车，走近中间的一个棚子，一位年轻女士带着耳麦，热情地向我介绍多功能蒸汽熨斗。不时有顾客过来，吸毛绒的滚子、剃衣服上毛球的剃刀，她一一演示介绍。

  我说：“我能采访你吗？”

  女士脸上泛起少女般的红晕，说：“采访我？我有什么好采访的。普通老百姓。”

  “我就是写老百姓的故事。”我边看她推销商品，边见空和她聊天。

  这时，一名男士走进棚子，脚穿半筒靴，下穿迷彩裤，身穿黑色夹克衫，身材单瘦却显精干；一手提一个纸箱，一手提一部手提电脑袋，一双小眼睛下一副严肃的清瘦面孔，其神态和步履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酷”。女士边取出电脑边和男士小声嘀咕了几句，然后对我说：“不好意思，不能接受你的采访。”

  在我看来，他们是一对夫妻。我没有离开，仍在寻找采访机会。

  男士屏幕朝外摆放好电脑，给键盘盖上一块薄薄的软橡胶，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吸烟的害处。随之，一盒盒电子烟也被男士展现在电脑旁。

  我说：“我见别人抽过电子烟。”

  女士说：“电视购物里有过介绍。”

  我对男士说：“我们聊聊，说说你们的故事。”

  “我们有什么好说的，摆地摊的。”男士冷冷地回答道。

  “说说你们怎么创业的，给那些觉得就业无门的年轻人一些启迪。”

  “我们也不年轻了，30多了。”男士还是冷冷的，手里忙着他自己的事，甩下一句话。

  “30多岁很年轻啊，正好有成功的经验。”

  “去采访他们吧。他们年纪大做得久。”男士扭了一下头说道。

  我顺着他目光示意的方向望去，在离这棚子约5米远处，一对奔老年的夫妻在另一个棚子里，卖的商品是服装、袜子和手套。

  “我们交个朋友？”

  “不要朋友，只要钱。”

  遭到拒绝的我朝右边看了一眼，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看起来很眼熟，我走过去便说道：“改卖厨房小工具了？我在你手里买过拖把，你们是吉林人。去年你高中毕业后就来常德了。”

  “是。”小伙子回答道。

  “你们是一家人？”我指着棚子里的人问道。

  “那是我姐，是表姐，那是姐夫，那是我哥。”小伙子的目光依次朝里面的3个人移动，向我介绍他的亲人。

  “你父母呢？”

  “在家。”

  “在吉林的家，还是在常德的家？”

  “在沃尔玛那里。”

  “你叫什么名字？我可以采访你吗？”

  “不可以。”

  “为什么？”

  “隐私。”小伙子回答简单，语气平和。

  另一个棚子里，一对稍微年长的年轻夫妻，主要销售巧克力、擦玻璃的刷子和筷子。

  3个棚子的人们推销各自的商品都很投入，对待顾客都很热情。可是，当我说是记者想写他们的故事时，被一一拒绝了。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应该是理由之一。

  肚子咕咕叫，该吃午饭了。我到壹德壹吃了一笼蒸饺喝了一碗海带汤，直奔水星街。广场里，整齐有序地支了很多棚子。我转悠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削皮薄，削皮快，快来看，快来买。红面擦，背面干……” 

  这声音源于一个叫万峰的小伙子。他很勤奋，时而演示着推销商品，时而又去安装擦玻璃的工具。我在那里待了好几个小时，没见他停下来过。他也很风趣。2011年1月9日开幕的常德市第五届农产品展销会上见到他，我问道：“比在水星街、梅尼广场外生意好些吗？”他用东北热播电视剧《乡村爱情》流行语回到道：“必须的。”我会心一笑，说了声“bye”便离开。赚钱的大好时光，我岂敢占用。

  1月16日，天很冷。我再次到梅尼广场，商场内暖融融的，商场外，寒气逼人，来自吉林的人们仍然坚守着，摆摊，推销商品。我远远地久久地望着他们，心里生出些许感动，感受到了他们的艰辛和不易。

  2月19日，水星楼广场摊位里就小李一个男孩子，商品也不是很多，他说：“春节都在这里，初九回家了。”

  他们来自吉林省1992年改为省直辖县级市的舒兰市。这是一个大家族，有10多个人，领衔人物就是我在梅尼广场外见到的那位酷先生，名叫任伟。这是他父亲告诉我的。11月20日下午，在水星街李亮的拼图玩具摊前，我见到了任伟的女儿，大概是学龄前大小的孩子，由爷爷带着。

  李亮，来常德不久，人年轻，说话和气。同一句话，从北方人嘴里说出来，特别是从东北人嘴里说来，听起来特舒服。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前来光顾购物的常德人，说话也变得斯文起来，有些人还尝试着说普通话。这对推广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很喜欢听你们说话。”我对李亮说道。

  李亮回答道：“都一个脑袋，有话好好说，干嘛大声嚷嚷，跟吵架似地。”他告诉我，他在长沙做的时间长，擅长电脑和做生意。说话大声嚷嚷是他在长沙和常德的感受。在我看来，是语言习惯和文化差异吧。

  李亮来自长春，根据他在常德的生意，我把他划在通化群。

  舒兰群，通化群，加在一起，大约二三十人吧。他们大老远来到常德，习惯吗？过得好吗？有什么困难吗？他们的到来，为我们带来什么？……我为一个个问号寻找着答案。

  下篇：刘涛和彭娟的故事

  刘涛和彭娟是一对恩爱夫妻。刘涛是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人，彭娟是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人。在与吉林人的接触中，我和他们俩最投缘，他们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所以，我选择他们作为通化群的代表——

  2011年1月3日，水星街入口，3米左右长的柜台上，3D立体拼图\纸板拼图\智能拼图吸引了我的视线。

  “看，埃菲尔铁塔，很逼真的。”我对身边的老公说。

  “买一个？”柜台内高瘦男子热情地对我说。

  “不好意思，孩子大了，用不上。”

  “大人也可以玩的。”

  “东北人？”我学着东北味儿的普通话问道。

  “是，吉林。老乡吧？”

  “呵呵，东北老乡。”我一笑，没有明确回答，便离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涛。

  1月8日，星期六，8点多钟起床，拉开窗帘，打开门窗，冬日的阳光射进来洒满屋子。客厅里温度计的数字从0.0慢慢往上走，0.1、0.2……10点多钟出门时，已升到1.1℃。可我骑着自行车还没过七里桥，太阳就躲进了云层，明天就是三九了，三九严寒着实让人感到了冬的寒冷。计划中，是去水星街，再次尝试采访吉林人。刚到步行街，常德市第五届农产品展销会在即，商家都忙着布展，我没去打扰他们。直到11月15日晚，我去水星楼看电影《失恋33天》，因没有买到票，下得楼来心存侥幸地向水星街走去，再次见到了刘涛。

  “你好！”我上前打了个招呼。

  “好久不见。跟姐夫出来转悠。”刘涛说话总是很亲切，声音也清澈明亮。他告诉我，他们在淘宝城和步行街开了两个专卖袜子的连锁店，董事长是他嫂子，他哥是总经理，姐姐和彭娟是店长。他说，摆摊不是长久之计，想通过努力做出自己的品牌。

  11月16日上午，我特地来到水星街，与刘涛拉起了家常——

  刘涛的父母60多岁，都是退休工人。他有1个哥哥，1个姐姐。哥哥在深圳认识了嫂子，嫂子是常德人，他俩回常德创业10多年了。他哥说常德环境不错，2008年姐姐姐夫也来到了常德。他自己2004年就来过常德，和妻子双双过来也就一两年的时间。他和我说起了“留守儿童”的话题，想明年下半年把儿子转过来上学。

  9月13日去石门覆罗山教学点采访《大山深处：一个老师和十三个留守儿童》时，留守儿童对亲情的渴望、孩子们表现出的情感缺失历历在目。

  “我去问问，流动人口孩子插班就读该怎么办手续。”我对刘涛说道。

  晚上，我吃罢晚饭，骑着自行车再次来到水星街，告诉刘涛：“我问了跑教育线的记者，流动人口子女可以就近插班就读，和当地孩子享受同等待遇，不收插班费。拿着暂住证到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签个字，就可以了。”这时刘涛接到一个电话，说：“哥，我准备收摊，彭娟感冒了，我得去店里帮她收拾关门。”我想帮他一把，他没让我插手：“姐，不用，我自己来。习惯了，很快的。”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我跟在刘涛的后面，他把货物放进水星楼的小仓库，便向步行街走去。

  我们边走边聊。他说，东北的轻工业相对滞后，加上气候的原因，南方的市场空间和发展空间要大一些。他告诉我，他在水星楼买了个50平米的房子，已经入住。吃饭是在他哥曾经出租的一套房子里，有专人做饭。姐姐姐夫暂时住在那里，他们在步行街也买了房子，还没有交房。哥哥嫂子在常德有几套房子。 

  “你们一大家在常德做得很不错了。”我对刘涛说。

  “慢慢来吧。明年下半年，我儿子和我爸妈都会过来。”

  “你不是在深圳、贵阳……很多地方做过吗。”

  “是。正因为我们都在外面，家里人本来就不多，一年难得见几回面，亲情都淡了。”刘涛说出了他们在外奔波的苦衷。我记得，他姐夫曾经对我说的话，我问春节没回家值不值?他说：“从经济上说，值。春节是平时的2倍。从感情上说，不值。”

  11月20日，星期天，上午。我去了他们步行街的店。因为有了16日晚上的初次见面，我与彭娟便有了点头会意的微笑。彭娟说，客流高峰是午饭过后，于是我和她聊了起来。

  “出门在外，想孩子吧，孩子也想你们吧。”同为母亲的我关切地问道。

  “想。想起孩子电话里说的话，心里都难受。”彭娟说话轻言细语。

  “孩子怎么说？”

  “我儿子说：‘学音乐，别的孩子都有父母陪着，我没有；重阳节，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陪着登山，我没有。’”说这话时，我看见彭娟的眼圈都红了，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心里酸酸的。

  “上次我们回去，我儿子晚上睡觉都要睡我们中间，还搂着我不放。我说，一个男孩子，这么大了，还这样不好。我儿子说：‘你们欠我的。’”彭娟接着说，“我儿子对我说：‘妈妈，我考200分，你和爸爸不走了。’我说，不行，我和爸爸要赚钱，让你过上好生活，上好学校。他说：‘那我考100分，你不走。’我说，也不行。我不去，没人给爸爸做饭，爸爸吃什么呀，饿死了咋办。孩子大了，懂事了，不像以前，孩子还小，说搁家里就搁家里。”

  “长年在外吃了不少苦吧？”

  “真是吃了不少苦。”彭娟进入了回忆——

  “高中毕业，在家里做了一段时间，主要是服装。后来去深圳，卖东北特产，长白山人参、鹿茸。再后来，开了家保健品店，卖蜂产品。这时认识了我老公。我们在一个商场，他卖服装。我们俩的店面对面。老乡，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喝茶，店面上也互相照顾。卖保健品亏了，又去摆摊。”

  “你们从老乡到朋友，然后恋爱结为夫妻。”我插话道。

  “当时我对我老公说，等我们买了房子再结婚。去贵阳一起做生意我们俩没有钱，家里借了1万块钱，还是要给利息的。那时候，我们才20来岁，一个月一个星期在车上，一个星期在家里，两个星期摆摊做生意。出门在外，我们事事处处省钱：住的是二三十的招待所；别人睡卧铺，我们一张报纸睡车厢，开始单程得5天，后来是3天。我们俩一趟车费就能省下700元。等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温馨的家，赚的省的全花光了。我们又一起挣钱。记得我儿子出生才6个月，为了挣钱，我出了一趟货，奶水也没了。路上，撑得我只能抬着手走路。”她用手指了指当时孩子的“粮仓”，双手弯曲抬得与肩平齐，继续说道，“回到家里，病了一场，长了个脓包，还动了手术。”

  “有朋友对我说，怎么找个没有钱的老公。我说没有钱怕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挣钱，只要人好。我老公人很好，性格很好，脾气好，好得没有脾气。”彭娟流露出了对刘涛的欣赏。

  彭娟的话一点也不假，我不止一次看刘涛做生意，他的性格、耐心真是一个优秀的生意人，我剪辑几个11月20日下午，在水星街看到的镜头——

  一个少女，十指涂有紫色的指甲油，亮闪闪，拿了一个相当于抹布功能的手套问，这是做什么的？刘涛说，最适合你用。少女说，为什呀？刘涛说，你那么漂亮的手，打扫卫生做家务就不会弄坏你的手。少女说，哦，我不做事的。刘涛笑笑说，不做家务可不好。

  两个女生，指着打底裤问，这怎么卖？哪种好？刘涛，一口一个美女，叫得亲切，听起来也恰到好处。他说，穿靴子穿，就买连底的；不穿靴子，就买这种，可以穿两天，不用每天换。

  一女士，拿起一绒毛刷问，这是做什么用？刘涛说，现代版的鸡毛掸子，刷墙壁，刷桌子，刷床，不掉毛，还可以拆下来洗。

  一男士问，毛巾怎么卖？刘涛不厌其烦地介绍各种毛巾的价格、作用，女士洗脸用美容巾；这是干发巾，理发店都用这个；竹纤维的，洗碗不粘油……

  点点滴滴，我感受到他俩爱之深，他们一大家情之浓。

  尾声：几种不同的声音

  采访吉林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是我的感受。在这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我听到了许多声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潮流，没有这个潮流，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没有外地人，哪里会有北上广今天的辉煌。这是我的声音。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从摆地摊做起的，而摆地摊这里面又大有学问，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摆的。摆地摊也是一种谋生手段，像很多城市的低收入人群就靠这个维持家庭生活。地摊是可以摆的，但是要按规矩摆，或者说在规定的地点摆，按政府的规划摆。像长沙市就有专门的地方给流动摊位。这是部分网民的声音。

  《中国经济周刊》：一直以来，一些地方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有没有什么技术性手段可以有效规避或者缓解这种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在小商贩问题上，综合治理应当转向疏通，“网开一面”，能够为社会弱势群体、低收入阶层提供他们生存的空间。应当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完善综合执法的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庆：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治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上反映出了人们对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认识偏差。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城市不同职能区域实施不同的治理，满足不同区域的不同需求，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追求城市的华美、可爱、流光溢彩。比如，对生活区域以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为主，可以适当地允许小贩摆摊；但是对于工作区域，则要实行严格管理，保持城市整洁的风貌。流动小商贩能够成为和谐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要放宽对小商贩的限制，划定经营区域，建设符合标准的商业设施；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力度，保证市民的消费环境安全。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要改变以往那种整齐划一的形式主义观念，要实施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比如在一些涉及民生的、老百姓需要的区域内，让小商小贩存在。上海的《城市设摊导则》，正是借鉴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对小商小贩的管理上实施的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的经验，这将使其成为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