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亮丽的风景
 ——悦读《常德优秀小小说选》

      一个事物的发展，既有其时代的因素，也是其自身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审视小小说这条蜿蜒的河流，其源头可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寓意，甚至可追溯至更远的先秦时代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以及汉代班固所著《汉书》中的部分篇目。

     志怪小说何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首先是和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密切相关的。我国自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加之道教兴起，佛教传入，巫师、僧侣大都“张皇鬼神，称道灵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整个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不保，生命也常受到威胁，因而极容易接受宗教迷信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记录灵鬼怪异的小说，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虽然作者主观目的是宣扬宗教迷信，但其中保存了一些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编造的神异故事，所以具有一定的人民性。魏晋时期清谈玄理、品评人物之风兴起，又促成了记录人物轶事小说的出现。与志怪小说不同的是，它以现实人物的言行为对象。《世说新语》是魏晋轶事小说集大成之作。它广泛地反映了由汉末至晋士族阶级的思想、生活面貌，其艺术价值正如鲁迅所说 “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善于把记言记行结合起来，在细节中突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其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有了小说的初始规模，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时期，无论是志怪类的《搜神记》、《续齐谐记》，还是记事类的《世说新语》、《绿窗新语》，都有不少短小精悍的小小说。

     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分类界线一直比较模糊，直至唐传奇的出现才开始明确。所以小小说虽古已有之，但也一直属于短篇小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腾飞，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一方面，读者有了“速效刺激”的审美诉求，另一方面小小说的作者几乎都是从事各行各业的业余作者，他们没有大块的时间来营构鸿篇巨制，正所谓“残丛小语”是也。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新时期首先迎来的是短篇小说的潮头，而后来向两极延伸，一方面短篇小说的篇幅越拉越长，向中篇发展；另一方面追求精短，于是，小小说渐渐独立出来，与长篇、中篇、短篇一起组成了小说的“四大家族”。

     在当代小小说这一族谱上，有一道亮丽的风景赫然其间——常德小小说作者群。是这一群作者推动了小小说的发展繁荣，亦或小小说的发展驱动着他们的创作激情，亦或二者相激相荡，才有了今天的硕果，这个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沅江边上的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里活跃着以白旭初、戴希、伍中正三位“中国小小说50强”作家 和欧湘林等为代表的小小说作者群，同时他们也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坛的大舞台。所以，《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先生评价说：“常德已成为中国小小说的重镇”。

    作为这一作者群向2011年的新年献礼，《常德优秀小小说选》出版了。该集收录了常德48位作者的小小说127篇。这篇篇作品，犹如粒粒明珠，不仅见证着生活海洋的波涛汹涌，也折射着七色阳光——形成了一道亮丽的的风景。

  一、这是一道写实的风景。 小小说，因其来源于“街谈巷语”，所以，它与生俱来就有贴近生活的优势。这里所谓“写实”，并非简单地描摹现实的风貌。而是不仅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愿望，更需要对生活的切肤感受和深刻洞察，引起读者对于现实的思考和美学判断。因此，写实，必然使小小说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
    欧湘林的《红嘴儿》，作为这个集子的首篇，反映的是一支小小的口红改变姑娘们的面貌进而改变山里人的传统观念的思想主旨。就作品的写实性带给我们的认识价值而言，刘绍英的《渔鼓》和《三棒鼓》两篇不能不提。这位在澧水河边长大的女子，性格中既有着大河的豪气，又有着湖水的柔情。集子中除了《停电》（也是写实之作）之外，其余6篇都可视作澧水篇系列。而其中《渔鼓》、《三棒鼓》亦可视为姊妹篇。渔鼓和三棒鼓是流传于湘西北沅澧流域一带的民间曲艺形式。因为缺少文化生活，而民间艺人说唱的又是武松打虎、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颇带传奇色彩的故事，所以每逢农闲时节，亦或传统节日与红白喜事，就会有渔鼓三棒鼓艺人的表演。正是他们，那些英雄的传奇才得以流传。也正是他们，向一些无知的心灵开启了一扇扇可以欣赏清风明月的窗口。可是，那种闲坐听书的日子已经随着时代的车轮永远地载走了。当农村青壮年涌进城市，他们留下了老人和儿童，同时也把电视机留给了乡村。永远也播不完的电视剧是其主要的消遣方式，所以，时至今日，作古的不仅有刘老倌，还有渔鼓和三棒鼓，还有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正如苍凉的不仅是长哥的声音，还有作者的内心。这两篇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对当代生活、对时代精神所作的历史观照，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必然以一种旧事物的消亡为代价，这就是新旧交替的规律。但是物质生活如此多彩的今天，人们为什么还要对过去的岁月恋恋不忘呢？这不是“怀旧”二字承载得了的，因为失去的不仅是时光，更重的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就写实性而言，集子中还有一类带有明显的批判意味。比如欧湘林的《野味》，穷的叮当响而指望着市里的希望工程款改造危房的白校长，福至心灵变戏法一般弄来五花八门的所谓“野味”，正当他惴惴不安之时，却意外得到好消息，他如愿以偿，可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却又得到了上级还要再来吃一顿“野味”的指示。尺水之中，波澜迭起，层层推进。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说：“短篇宜纡折，不然则味薄。”（《艺概》）。《野味》行文曲折有致，富有余韵。如果说这篇《野味》对现实的批判还比较温和，那么戴希的《羊吃什么》则要犀利一些。一个养羊专业户成功了，但相关不相关的部门则纷纷前来，巧设陷阱，弄得户主啼笑皆非。这两篇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生活中的喜剧。喜剧是把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但又都是带泪的喜剧，同是写现实的丑恶和小人物的无奈。现实中我们不难找到与之类似的现象、类似的人物，但作者并非只是呈现现实的风貌，而是让人们微笑之后有深深的思考。

    写实性还表现在作者对当代人心里的深刻呈现。一个社会的变革，必然带给人们心灵的震荡，这些自然也逃不过目光敏锐的作者的眼睛。集子中收录了一些异曲同工之作，除了上述两篇之外，还有白旭初与李富军的《夫妻舞伴》，准确地把握了当今家庭夫妻貌似和谐的神离。伍中正的《紫桐》、《周小鱼的爱情》和刘绍英的《苇叶青青》亦然，都是感叹纯真时代的逝去和时人拜金风气的盛行。

    写实的“实”，对于可以虚构的小小说来说，不应作实有其事来理解。正如鲁迅所说：“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怎么写》）。他又说，虽“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什么是讽刺》）。因此，这“实”，无非是指曾经有的或者按事物的发展逻辑可能有的实事。亦即追求真实感，以达到艺术的真实。白旭初的《寄钱》，表面上似乎是母亲需要儿子寄生活费也就是寄钱，实则表现了当今的老人对亲情的深层渴望。胡秋菊的《拯救》，通过一个孩子的心灵疾病，折射出当代家庭以及社会的疾病。两篇作品，取材都很小，却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彭其芳的《擦鞋女》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给人一种亲历感，也增强了其真实性，更折射出当代人的心理疾病。

     二、这是一道饱含哲理的风景。面对人类宏大的精神世界，哲学家也感到困惑。因为在科学技术时代，理想主义激情已失却鼓舞人心的魅力，而且科技思维模式已经浸渍了哲学及其他人文科学，人们开始将人的任何一种状况加以量化，包括生活的质。比如幸福，人们试图将其量化为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拥有多少金钱或者做到什么级别的官位。但当时人正在把幸福分解为许多要素，而又试图计算这些要素的质之时，戴希却在严肃地思考这个浅显而又深奥的问题，并通过《每个人都幸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少鸿的《穿错鞋》，通过丈夫醉酒穿错鞋而导致离婚的故事，揭示了细节决定命运的生活哲理。李永芹的《擦鞋匠》，叙述的是“我”和一个擦鞋匠打交道的故事，揭示了生活中的许多平衡就是靠不平衡来维持的道理。真可谓言近而旨远。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平衡，只要心态平衡了，就没有不平之事。在平凡中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罗永常的《逃逸的鱼》，全文用比喻、象征的手法，塑造了一位正气凛然的副市长的形象。作品有两个层面，显性层面叙述的是一对父子钓鱼的故事，而隐形层面则是宏发房产开发公司总经理想得到一块黄金地皮，不惜用各种诱饵诱惑副市长冯宽上当而不可得，巧妙的是作者借用戏剧中对话推动情节的技巧，将这两个层面交织在一起，哲理意味虽不是那么浓，但其意蕴则很富有警世性：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洁的品格，就永远也不会做别人钩上的“鱼”。

    三 、这是一道富有诗意的风景。罗丹告诉我们：“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罗丹艺术论》）。这里所谓美，就是生活中富有诗意的部分。此所谓诗意包含两层：一是语言的节奏及词语组合的华美，具有诗的表现形式；二是指内在情感意蕴具有诗的质素，而能将二者融合并生动地呈现于读者面前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富有诗意。从某种角度而言，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的诗化。只有通过体验、回忆、想象，生命才能诗意地存在，才能与本真对话，才能走向审美的人生，这是生命美学的意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艺术家要比其他人幸福得多。品读这个集子，就会有浓浓的诗意氤氲左右，而尤为拨动读者心弦的当属《渔鼓》、《三棒鼓》和《美人如花隔云端》，前两篇出自刘绍英之手，后者为唐静所作，虽同为女性作者，同为诗意浓郁之作，但其诗意却有着不同的风格。初识刘绍英，是一次文友的聚餐，如今的聚餐意义已不在“餐”，而在于“聚”。席间，刘女士表现出的豪气不仅不让须眉，竟有压倒须眉之势，这次聚会，她的大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拿到这本集子，又见到了她的名字，就想见识一下她的文笔。但她的作品，却向我敞开了另一扇小窗，让我窥见了这位豪放女子苍凉的心境。与她在聚会时的表现完全背离的是一种对于时光流逝的感伤情怀。与刘绍英敏感和历史的变迁不同的是文文静静的唐静的心思则更加细密，感情之弦更细更柔。只需轻轻一触，就会奏出幽幽的乐音。《美人如花隔云端》表现的是青春的美好与成长的苦涩，感伤的是青春与爱情的流逝。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一段刻骨铭心的美丽恋情写得云淡风轻，就如她笑靥里的轻愁。

    少鸿的《生命的颜色》是一首生命的赞歌，它有着诗的意境，有着歌的旋律。在这篇小制作中，读者见识了作为专业作家对小说环境的渲染，情节的截取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最可贵的是作品中的几个片段描写，充满画面感：水灾过后的满目荒凉、蜷曲在树杈上的躯体、在记者脚底下从泥沙中弹跳出来的那一株绿色棉花苗，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带给读者以视觉冲击，同时也震撼读者的心灵。

    四、这是一道变形的风景。小小说产生初始即有志怪与写实两大支流，只是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两条支流往往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但在当代，志怪一支已不常见，即使有，一般也不放在小小说里。正如生活的五味，阳光的七彩，读者的多层次、文学欣赏的多元化决定了小小说作者的不同追求。让人惊异的是，在《常德优秀小小说选》中，居然有人远袭小小说志怪的传统，以达到对现实作变形反映的目的。读者看这样的风景，就如看哈哈镜一般。

    海蠡的《野人》即是该集中这一类的代表作。作者假借邑人赵某与好事之富翁敷衍成文。作品表现的是今人之事，篇幅短小而内涵丰富，赵某为获取百万奖金捉拿野人，几年如一日，虽九死犹未悔，最终反被人当做野人悬赏捉拿。这个故事对当今媒体的胡乱炒作、类似赵某的愚蠢的执着，都具有很深的讽刺。作者虚构怪诞的故事以影射生活的怪诞。与海蠡志怪风格有异的是胡逸仁的《关于这次医疗事故》，光看这个类似于汇报材料或调查报告的题目，读者就可略知作者所持的叙事立场。这是一位亡者的自叙，他无比屈辱的活，无比凄凉的死，无比风光的下葬。作者采用变形的手法，使作品中的人物摆脱了自然规律的束缚，用第一人称叙述其生前身后之事，惟其采用第一人称，才能让人看到风光葬礼背后隐藏的屈辱和悲凉。作者用异常冷峻的口吻，异常犀利的笔锋，解剖人情世相，力透纸背。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这一局中人却始终异常的清醒。他清醒地看着自己被朋友算计，看着自己的女人投入别人的怀抱；他清醒地看着自己完整的家变得破败，自己也由一家之主变为家里的多余人；他清醒地看着亲人将他扔在医院，然后弃病危的他而去；他清醒地体会自己一点一滴的死去，清醒地看着家人与自己平静的告别；他清醒地看着亲人朋友将自己死亡的意义无限放大；看着自己风光的下葬；看着儿女继续着各自的前程；清醒地看着女人抹去了一切关于自己的痕迹；看着自己的家走进新的时代。这种清醒，加重了其悲剧色彩。就悲剧理论而言，这个悲剧与崇高无关，这只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的悲剧，惟其如此，才能打动读者的肺腑。

    由于作品比较丰富，精品也不少，又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难免挂一漏万，这是很遗憾的事。但我会继续注视着这道风景，解读这道风景。

   郭虹：湖南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在《文艺研究》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及港台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有作品被《新华文摘》转载。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