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武陵区的微型小说作家群的出现、中国微型小说创作基地的挂牌，标志着中国微型小说的创作现象、文体现象、文化现象又出现了一个向深度推进的新情况。“地域性微型小说的风格、个性的形成”为中国微型小说文化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新课题、新材料。正如在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的比较研究中产生了让人们耳目一新的成果一样。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回望中国“地域性微型小说文化现象”同样能得出微型小说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同样能发现此类文化现象的新价值。中国目前已有：河南郑州、广东惠州、江苏宝应、广西钦州、四川成都、东北长春等地出现了“微型小说作家群”和“微型小说地域文化”现象。

 判断一个区域是否形成“地域性微型小说文化现象”要看这个地方的微型小说作家是否形成自己的题材风格、创作个性，而且这个风格、个性不是通过一二篇作品表现出来，而实际上是通过系列创作、群体创作的精品佳作来体现的。常德武陵区的白旭初、伍中正的农村题材的微型小说创作，戴希、欧湘林的微型小说叙述技巧等均体现了形成风格的“题材的系列性和方法的一贯性”。

 伍中正的农民题材微型小说，发现并抓住了“农民式执着”的性格元素，用不同的情节在不同的故事情境中写活了今天某类农民的真实形象，甚至我们可以把赵梨、长鱼、三桂（《小小说三题》共同看作是“微型小说中的陈焕生”，如果这种理解能够被接受的话，那么可以说伍中正写农民个性的微型小说达到了难得的深度。特别是作家在写活赵梨、长鱼、三桂的性格元素和性格个性时，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物个性分别采用审智、审美、审丑的不同的情感评价，创造了阅读微型小说人物的未知结构，激活读者、并引导读者想像出、补充出作家暗示给我们的微型小说立意来，可以肯定这是农村题材微型小说人物的机智写法。

 可以把白旭初的写农民题材的微型小说理解为——作家也写了一种“农民式的执着”。《承诺》是老婆婆对亲情、家庭的执着渴望；《农民父亲》是老农民对土地的执着依恋。白旭初对这种“农民式执着”的审美态度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在中国农村走向改革、转型的城镇化过程中，对这种肯定和否定交织的“二律背反现象”的描写很有概括性。常德的微型小说敢于写出中国农村和农民这种“复杂交织”和“最后一个”形象，证明了常德微型小说作家在农村题材的创作中所能达到的立意的深度和广度。常德小小说作家在农村农民题材的作品立意上通过“微型小说立意的未知结构”，不那么明确、明朗的微型小说作品的立意指向，有意识创造这种微型小说立意的“多义结构”、“空白结构”，充分把微型小说阅读的审美评判权交给读者，让读者根据自己的阅历、知识、认知来想像微型小说立意的深层结构，这是微型小说作家的机智构思法，也是微型小说文本的优势所在，还是微型小说读者阅读的情趣所在。

戴希微型小说的故事性、可读性强源于他的作品常常抓住人物的偶然性行为和违反生活常态的个别行为来做突出渲染的“微型小说之果”，顺着“微型小说之果”来追寻“微型小说之因”时，我们发现：他的微型小说的“出人意料”连接了微型小说的“情理之中”。戴希的“微型小说之因”在展开描述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他常常会根据微型小说的机智构思用3种方式来具体展开。他有时可能在微型小说故事讲述到一半的位置上时，会让这个“微型小说之因”预先让读者全都知晓，而微型小说故事中的人物并不知晓，这样“读者全知道”与“人物不知道”的戏剧性对比便产生这篇微型小说作品的特定的阅读情趣和作品的特定的立意方式。他有时也可能在故事的最后的位置上通过特定的人物心理展现“微型小说之因”，这种“人物全知道，读者不知道”的情节流程也会产生特定的让读者在最后获得恍然大悟般的“又入情理”之中的效果。还有第三种方式：“读者和微型小说人物都不知道这个因，而到故事结尾时，读者和微型小说人物共同恍然大悟”。于此可以看出戴希在讲述微型小说故事时非常地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

欧湘林的微型小说在叙述技巧方面很值得关注。他的《处理品》共有9个自然段，它的4个情节构件是这样形成叙述节奏的：概括叙述+概括叙述+具体叙述+具体叙述。这很有点创新的意味。若欧湘林按概括叙述和具体叙述交替出现的节奏来调整叙述流程，可能会使作品在读者第一分钟的阅读时间里就抓住他的阅读兴趣。微型小说的阅读时间虽然就那么三、五分钟，但怎样艺术地叙述一个故事，还是有许多叙述策略可供我们选用。

我简要地分析伍中正、白旭初、戴希、欧湘林等几个常德武陵区的作家从题材的系列性、方法的一贯性等方面的特点来讨论常德武陵区的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特色，确实感觉到了地域性微型小说现象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口述：刘海涛，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湛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