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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城里吉林人:摆摊是一种生存方式
发布时间:2011-12-01   来源:常德日报  作者:萧炎
 

    人民路是常德城最古老、最繁华的路。从龙港巷到梅尼广场,从步行街到水星楼,是这条路上的繁华。就是在这繁华路段,活跃着来自我国东北部的人们,我关注他们已经快两年了。

  这些人,一部分来自吉林省舒兰市,一部分来自吉林省通化市,我暂且用网络语言称他们为舒兰群和通化群吧。新、奇、特、时尚及实用价值高,是他们所卖商品的特点;根据季节变换,卖一些时令商品,是他们的营销策略;超市外、人流量大流动人口多的地方,是他们的经营地点。他们的营销模式却截然不同:舒兰群,每一个摊位每个时段都会主推一种商品,推销者戴着耳麦,边演示边用顺口溜介绍商品的性能,一口普通话,能听出东北味。通化群,经营者不戴耳麦,只要有人过来,他们都会用吉林男人特有的温柔,根据光顾者的特点,推介相应的商品,那份耐心真让人佩服。

  上篇:与吉林人相逢

  初见吉林人,那是2010年初,我从家润多超市出来,好几个说东北话的人摆着摊,推销一些日用小商品。那时,我的“讲述流动的中国——流动人口生存状况调查”刚刚开始。我特地买了一个吸水拖把,了解到他们是吉林人。当时,在心里锁定他们为我的采访对象。这年暑假,我带着实习生去采访,却不见他们和他们的小摊。直到12月,我才找到了他们。

  2010年12月18日,星期六。虽然已是冬天,这时候常德的冬日还是暖融融的。我时而骑着自行车,时而把自行车停在围栏内改为步行,把常德老城区中心区转了个遍。

  梅尼广场前,3个蓝色的棚子错落有致。我停好单车,走近中间的一个棚子,一位年轻女士带着耳麦,热情地向我介绍多功能蒸汽熨斗。不时有顾客过来,吸毛绒的滚子、剃衣服上毛球的剃刀,她一一演示介绍。

  我说:“我能采访你吗?”

  女士脸上泛起少女般的红晕,说:“采访我?我有什么好采访的。普通老百姓。”

  “我就是写老百姓的故事。”我边看她推销商品,边见空和她聊天。

  这时,一名男士走进棚子,脚穿半筒靴,下穿迷彩裤,身穿黑色夹克衫,身材单瘦却显精干;一手提一个纸箱,一手提一部手提电脑袋,一双小眼睛下一副严肃的清瘦面孔,其神态和步履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酷”。女士边取出电脑边和男士小声嘀咕了几句,然后对我说:“不好意思,不能接受你的采访。”

  在我看来,他们是一对夫妻。我没有离开,仍在寻找采访机会。

  男士屏幕朝外摆放好电脑,给键盘盖上一块薄薄的软橡胶,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吸烟的害处。随之,一盒盒电子烟也被男士展现在电脑旁。

  我说:“我见别人抽过电子烟。”

  女士说:“电视购物里有过介绍。”

  我对男士说:“我们聊聊,说说你们的故事。”

  “我们有什么好说的,摆地摊的。”男士冷冷地回答道。

  “说说你们怎么创业的,给那些觉得就业无门的年轻人一些启迪。”

  “我们也不年轻了,30多了。”男士还是冷冷的,手里忙着他自己的事,甩下一句话。

  “30多岁很年轻啊,正好有成功的经验。”

  “去采访他们吧。他们年纪大做得久。”男士扭了一下头说道。

  我顺着他目光示意的方向望去,在离这棚子约5米远处,一对奔老年的夫妻在另一个棚子里,卖的商品是服装、袜子和手套。

  “我们交个朋友?”

  “不要朋友,只要钱。”

  遭到拒绝的我朝右边看了一眼,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看起来很眼熟,我走过去便说道:“改卖厨房小工具了?我在你手里买过拖把,你们是吉林人。去年你高中毕业后就来常德了。”

  “是。”小伙子回答道。

  “你们是一家人?”我指着棚子里的人问道。

  “那是我姐,是表姐,那是姐夫,那是我哥。”小伙子的目光依次朝里面的3个人移动,向我介绍他的亲人。

  “你父母呢?”

  “在家。”

  “在吉林的家,还是在常德的家?”

  “在沃尔玛那里。”

  “你叫什么名字?我可以采访你吗?”

  “不可以。”

  “为什么?”

  “隐私。”小伙子回答简单,语气平和。

  另一个棚子里,一对稍微年长的年轻夫妻,主要销售巧克力、擦玻璃的刷子和筷子。

  3个棚子的人们推销各自的商品都很投入,对待顾客都很热情。可是,当我说是记者想写他们的故事时,被一一拒绝了。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应该是理由之一。

  肚子咕咕叫,该吃午饭了。我到壹德壹吃了一笼蒸饺喝了一碗海带汤,直奔水星街。广场里,整齐有序地支了很多棚子。我转悠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削皮薄,削皮快,快来看,快来买。红面擦,背面干……” 

  这声音源于一个叫万峰的小伙子。他很勤奋,时而演示着推销商品,时而又去安装擦玻璃的工具。我在那里待了好几个小时,没见他停下来过。他也很风趣。2011年1月9日开幕的常德市第五届农产品展销会上见到他,我问道:“比在水星街、梅尼广场外生意好些吗?”他用东北热播电视剧《乡村爱情》流行语回到道:“必须的。”我会心一笑,说了声“bye”便离开。赚钱的大好时光,我岂敢占用。

  1月16日,天很冷。我再次到梅尼广场,商场内暖融融的,商场外,寒气逼人,来自吉林的人们仍然坚守着,摆摊,推销商品。我远远地久久地望着他们,心里生出些许感动,感受到了他们的艰辛和不易。

  2月19日,水星楼广场摊位里就小李一个男孩子,商品也不是很多,他说:“春节都在这里,初九回家了。”

  他们来自吉林省1992年改为省直辖县级市的舒兰市。这是一个大家族,有10多个人,领衔人物就是我在梅尼广场外见到的那位酷先生,名叫任伟。这是他父亲告诉我的。11月20日下午,在水星街李亮的拼图玩具摊前,我见到了任伟的女儿,大概是学龄前大小的孩子,由爷爷带着。

  李亮,来常德不久,人年轻,说话和气。同一句话,从北方人嘴里说出来,特别是从东北人嘴里说来,听起来特舒服。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前来光顾购物的常德人,说话也变得斯文起来,有些人还尝试着说普通话。这对推广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很喜欢听你们说话。”我对李亮说道。

  李亮回答道:“都一个脑袋,有话好好说,干嘛大声嚷嚷,跟吵架似地。”他告诉我,他在长沙做的时间长,擅长电脑和做生意。说话大声嚷嚷是他在长沙和常德的感受。在我看来,是语言习惯和文化差异吧。

  李亮来自长春,根据他在常德的生意,我把他划在通化群。

  舒兰群,通化群,加在一起,大约二三十人吧。他们大老远来到常德,习惯吗?过得好吗?有什么困难吗?他们的到来,为我们带来什么?……我为一个个问号寻找着答案。

  下篇:刘涛和彭娟的故事

  刘涛和彭娟是一对恩爱夫妻。刘涛是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人,彭娟是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人。在与吉林人的接触中,我和他们俩最投缘,他们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所以,我选择他们作为通化群的代表——

  2011年1月3日,水星街入口,3米左右长的柜台上,3D立体拼图\纸板拼图\智能拼图吸引了我的视线。

  “看,埃菲尔铁塔,很逼真的。”我对身边的老公说。

  “买一个?”柜台内高瘦男子热情地对我说。

  “不好意思,孩子大了,用不上。”

  “大人也可以玩的。”

  “东北人?”我学着东北味儿的普通话问道。

  “是,吉林。老乡吧?”

  “呵呵,东北老乡。”我一笑,没有明确回答,便离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涛。

  1月8日,星期六,8点多钟起床,拉开窗帘,打开门窗,冬日的阳光射进来洒满屋子。客厅里温度计的数字从0.0慢慢往上走,0.1、0.2……10点多钟出门时,已升到1.1℃。可我骑着自行车还没过七里桥,太阳就躲进了云层,明天就是三九了,三九严寒着实让人感到了冬的寒冷。计划中,是去水星街,再次尝试采访吉林人。刚到步行街,常德市第五届农产品展销会在即,商家都忙着布展,我没去打扰他们。直到11月15日晚,我去水星楼看电影《失恋33天》,因没有买到票,下得楼来心存侥幸地向水星街走去,再次见到了刘涛。

  “你好!”我上前打了个招呼。

  “好久不见。跟姐夫出来转悠。”刘涛说话总是很亲切,声音也清澈明亮。他告诉我,他们在淘宝城和步行街开了两个专卖袜子的连锁店,董事长是他嫂子,他哥是总经理,姐姐和彭娟是店长。他说,摆摊不是长久之计,想通过努力做出自己的品牌。

  11月16日上午,我特地来到水星街,与刘涛拉起了家常——

  刘涛的父母60多岁,都是退休工人。他有1个哥哥,1个姐姐。哥哥在深圳认识了嫂子,嫂子是常德人,他俩回常德创业10多年了。他哥说常德环境不错,2008年姐姐姐夫也来到了常德。他自己2004年就来过常德,和妻子双双过来也就一两年的时间。他和我说起了“留守儿童”的话题,想明年下半年把儿子转过来上学。

  9月13日去石门覆罗山教学点采访《大山深处:一个老师和十三个留守儿童》时,留守儿童对亲情的渴望、孩子们表现出的情感缺失历历在目。

  “我去问问,流动人口孩子插班就读该怎么办手续。”我对刘涛说道。

  晚上,我吃罢晚饭,骑着自行车再次来到水星街,告诉刘涛:“我问了跑教育线的记者,流动人口子女可以就近插班就读,和当地孩子享受同等待遇,不收插班费。拿着暂住证到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签个字,就可以了。”这时刘涛接到一个电话,说:“哥,我准备收摊,彭娟感冒了,我得去店里帮她收拾关门。”我想帮他一把,他没让我插手:“姐,不用,我自己来。习惯了,很快的。”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我跟在刘涛的后面,他把货物放进水星楼的小仓库,便向步行街走去。

  我们边走边聊。他说,东北的轻工业相对滞后,加上气候的原因,南方的市场空间和发展空间要大一些。他告诉我,他在水星楼买了个50平米的房子,已经入住。吃饭是在他哥曾经出租的一套房子里,有专人做饭。姐姐姐夫暂时住在那里,他们在步行街也买了房子,还没有交房。哥哥嫂子在常德有几套房子。 

  “你们一大家在常德做得很不错了。”我对刘涛说。

  “慢慢来吧。明年下半年,我儿子和我爸妈都会过来。”

  “你不是在深圳、贵阳……很多地方做过吗。”

  “是。正因为我们都在外面,家里人本来就不多,一年难得见几回面,亲情都淡了。”刘涛说出了他们在外奔波的苦衷。我记得,他姐夫曾经对我说的话,我问春节没回家值不值?他说:“从经济上说,值。春节是平时的2倍。从感情上说,不值。”

  11月20日,星期天,上午。我去了他们步行街的店。因为有了16日晚上的初次见面,我与彭娟便有了点头会意的微笑。彭娟说,客流高峰是午饭过后,于是我和她聊了起来。

  “出门在外,想孩子吧,孩子也想你们吧。”同为母亲的我关切地问道。

  “想。想起孩子电话里说的话,心里都难受。”彭娟说话轻言细语。

  “孩子怎么说?”

  “我儿子说:‘学音乐,别的孩子都有父母陪着,我没有;重阳节,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陪着登山,我没有。’”说这话时,我看见彭娟的眼圈都红了,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心里酸酸的。

  “上次我们回去,我儿子晚上睡觉都要睡我们中间,还搂着我不放。我说,一个男孩子,这么大了,还这样不好。我儿子说:‘你们欠我的。’”彭娟接着说,“我儿子对我说:‘妈妈,我考200分,你和爸爸不走了。’我说,不行,我和爸爸要赚钱,让你过上好生活,上好学校。他说:‘那我考100分,你不走。’我说,也不行。我不去,没人给爸爸做饭,爸爸吃什么呀,饿死了咋办。孩子大了,懂事了,不像以前,孩子还小,说搁家里就搁家里。”

  “长年在外吃了不少苦吧?”

  “真是吃了不少苦。”彭娟进入了回忆——

  “高中毕业,在家里做了一段时间,主要是服装。后来去深圳,卖东北特产,长白山人参、鹿茸。再后来,开了家保健品店,卖蜂产品。这时认识了我老公。我们在一个商场,他卖服装。我们俩的店面对面。老乡,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喝茶,店面上也互相照顾。卖保健品亏了,又去摆摊。”

  “你们从老乡到朋友,然后恋爱结为夫妻。”我插话道。

  “当时我对我老公说,等我们买了房子再结婚。去贵阳一起做生意我们俩没有钱,家里借了1万块钱,还是要给利息的。那时候,我们才20来岁,一个月一个星期在车上,一个星期在家里,两个星期摆摊做生意。出门在外,我们事事处处省钱:住的是二三十的招待所;别人睡卧铺,我们一张报纸睡车厢,开始单程得5天,后来是3天。我们俩一趟车费就能省下700元。等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温馨的家,赚的省的全花光了。我们又一起挣钱。记得我儿子出生才6个月,为了挣钱,我出了一趟货,奶水也没了。路上,撑得我只能抬着手走路。”她用手指了指当时孩子的“粮仓”,双手弯曲抬得与肩平齐,继续说道,“回到家里,病了一场,长了个脓包,还动了手术。”

  “有朋友对我说,怎么找个没有钱的老公。我说没有钱怕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挣钱,只要人好。我老公人很好,性格很好,脾气好,好得没有脾气。”彭娟流露出了对刘涛的欣赏。

  彭娟的话一点也不假,我不止一次看刘涛做生意,他的性格、耐心真是一个优秀的生意人,我剪辑几个11月20日下午,在水星街看到的镜头——

  一个少女,十指涂有紫色的指甲油,亮闪闪,拿了一个相当于抹布功能的手套问,这是做什么的?刘涛说,最适合你用。少女说,为什呀?刘涛说,你那么漂亮的手,打扫卫生做家务就不会弄坏你的手。少女说,哦,我不做事的。刘涛笑笑说,不做家务可不好。

  两个女生,指着打底裤问,这怎么卖?哪种好?刘涛,一口一个美女,叫得亲切,听起来也恰到好处。他说,穿靴子穿,就买连底的;不穿靴子,就买这种,可以穿两天,不用每天换。

  一女士,拿起一绒毛刷问,这是做什么用?刘涛说,现代版的鸡毛掸子,刷墙壁,刷桌子,刷床,不掉毛,还可以拆下来洗。

  一男士问,毛巾怎么卖?刘涛不厌其烦地介绍各种毛巾的价格、作用,女士洗脸用美容巾;这是干发巾,理发店都用这个;竹纤维的,洗碗不粘油……

  点点滴滴,我感受到他俩爱之深,他们一大家情之浓。

  尾声:几种不同的声音

  采访吉林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是我的感受。在这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我听到了许多声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潮流,没有这个潮流,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没有外地人,哪里会有北上广今天的辉煌。这是我的声音。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从摆地摊做起的,而摆地摊这里面又大有学问,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摆的。摆地摊也是一种谋生手段,像很多城市的低收入人群就靠这个维持家庭生活。地摊是可以摆的,但是要按规矩摆,或者说在规定的地点摆,按政府的规划摆。像长沙市就有专门的地方给流动摊位。这是部分网民的声音。

  《中国经济周刊》:一直以来,一些地方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有没有什么技术性手段可以有效规避或者缓解这种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在小商贩问题上,综合治理应当转向疏通,“网开一面”,能够为社会弱势群体、低收入阶层提供他们生存的空间。应当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完善综合执法的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庆: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治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上反映出了人们对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认识偏差。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城市不同职能区域实施不同的治理,满足不同区域的不同需求,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追求城市的华美、可爱、流光溢彩。比如,对生活区域以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为主,可以适当地允许小贩摆摊;但是对于工作区域,则要实行严格管理,保持城市整洁的风貌。流动小商贩能够成为和谐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要放宽对小商贩的限制,划定经营区域,建设符合标准的商业设施;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力度,保证市民的消费环境安全。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要改变以往那种整齐划一的形式主义观念,要实施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比如在一些涉及民生的、老百姓需要的区域内,让小商小贩存在。上海的《城市设摊导则》,正是借鉴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对小商小贩的管理上实施的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的经验,这将使其成为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