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恩不感，知恩不报，恩将仇报，对这样的错误秉性我们必须坚决鄙弃。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深入分析这些错误秉性存在的社会历史、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解决问题。那么，有哪些原因呢？

１．感恩传统的缺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讲求的 “忠、孝、节、义”等引发出来的感恩意识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信念，占据着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在《论语》、《孝经》、《礼记》、《弟子规》等经典中，“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等经典语录和“吃水不忘挖井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知恩图报，善莫大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道德信条，都集中地反映了古代人对“报恩”的认同和崇尚。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经典和名言对“为什么要感恩”、“应该感什么恩”、“怎么样感恩”都做出了中国式的回答。我们的先辈不仅仅“言传”，更是通过“力行”传递和丰富着感恩传统。“子路借米”、“衔环结草”、“漂母一饭之恩”、“扇枕温衾”……都成为了历史沉淀中的感人故事，几千年来滋养着中华民族质朴的心灵。令人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给我国政治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感恩传统自然也不能幸免。在“革命”的狂热中，不感恩成为了一种常态，斗争哲学被挖掘、演绎得无以复加，连尽孝道、尊敬老师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思想糟粕和封建思想的残余，夫妻之间相互告发，父子之间相互批斗，大中小学生一律成了“革命造反派”，成千上万的教师被斗倒、斗臭，而且“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优秀的感恩传统遭到极大的破坏，无法得到完整的延续。

２．感恩文化的缺欠。感恩传统被割裂，而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人格素养相适应的感恩文化却迟迟没有成长起来。这种缺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没有形成感恩的互动文化。在一个平等开放的社会中，感恩实质是一种互动信赖，是一种公平人格，而不应该成为一种单方面的施与或给予。可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向来过于强调单向度的感恩，强调下对上的感恩，强调弱者对强者的感恩。此外，“逼人感恩”，“无奈感恩”也不无市场。比如今年冬奥会冠军周扬“让父母生活的更好一点”的“本色”报恩，却被有的人看做不懂规矩，指责她没有先谢国家！以至周扬以后接受采访，都识趣地先感谢国家。这种被“符号化”的感恩，情感不再纯粹，而成为了政治装饰。对这类感恩，老百姓不认可。另一方面，民间感恩意识也很薄弱。以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慈善晚宴”为例。今年９月底，两位世界顶级富翁盖茨与巴菲特来到中国，诚邀中国富豪共赴一场“慈善晚宴”。这两位公开承诺捐献自己几乎全部财富的慈善事业带头人，在美国已经成功劝说40名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但却在中国遭遇了尴尬———很多中国富豪担心被劝捐，拒绝参加晚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不久后的10月24日上午，某富豪邀集了一支由保时捷、奔驰、宝马、路虎等近30辆豪车组成的特殊的“迎亲车队”，在石家庄火车站迎接一只花300多万元从青海玉树买来的藏獒。说到这里，我还想做一个对比。广东省委党校黄铁苗教授在“岭南大讲坛”《弘扬感恩文化，共建和谐社会》主题讲座中提到，2005年美国全国慈善捐助达到2603亿美元，人均捐款878美元，而中国当年人均慈善捐赠仅为1.7元。在美国，有75％以上的善款来自于个人日常捐款，加上遗产捐赠，他们的个人捐赠占整个社会捐赠85％以上。在中国，个人捐赠却只占20％，其他绝大部分来自于企事业单位，而捐赠企业又只占国内企业的少数。两个国家何以有如此大的差距，这恐怕还得在文化中找原因。在西方宗教文化中，对于财富有一个“信托责任”的传统，人们认为，财富不是自己的，而仅仅是替上帝看管和使用，财富只是上帝的信托。这套理论世俗化之后，就渗透到企业和个人行为的方方面面。做慈善，很自然地被他们选择为将从社会得来的财富还给社会的一种主要方式。再看我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们很多人迷醉于物质文明的“声色犬马”，将“等价交换”原则上升为“天规”，却没有形成相应的感恩文化来加以制约和平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