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须锤炼党性。党性是一个党员干部最基本的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在我看来，讲感恩与讲党性是不矛盾的。党性强的人也会是感恩意识强的人。中国共产党因为有最坚强的党性武装，历来是一个懂得感恩、有着深厚感恩传统的政党。共产党员因为有最纯洁的党性滋养，也是有浓厚的感恩情结、最懂感恩的人。李大钊在走上敌人的绞刑架时，微笑着对战友说：“敌人绞死我们，绞不死伟大的共产主义。”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自然会对党感恩。董存瑞为炸毁敌人的碉堡，毅然举起炸药包，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点燃了导火索。有了这样的爱国情怀，自然会对国家感恩。2004年春节，电视台记者采访了时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的牛玉儒，问他作为呼市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对新一年的工作有什么打算。牛玉儒立即纠正，说他不是大家的家长，而是为大家服务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摆正。这个位置能不能摆正，直接关系着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家长意识”越浓，离群众就越远。习惯于“说了算”，习惯于让别人“围着自己转”，慢慢就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家长”。共产党人不能当这样的“家长”。有了这样的意识，自然会对人民感恩。我们党员干部一定要保持这份清醒，延续这个传统，在工作生活中，时刻以党性来约束自己、敲打自己、警醒自己、激励自己。经常想一想自己的身份，想一想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权力，需要承担怎样的义务和责任；想一想今天的地位从何而来，谋取利益又为谁？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真正去做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表率。

    三须懂得敬畏。感恩与敬畏也是有密切联系的。敬畏是什么？不能简单理解成“内心的恐惧”。敬畏更深层次的意义是：要承认我们的理性总会有局限，人性总会有弱点，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我们预测不到或者无法办到的事情。正因为敬畏，我们明白自己的渺小，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所拥有的、所享受的不仅仅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我们才能体会感恩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原始的人类感恩自然，感恩他们未知的神灵，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以部落的祭祀和图腾崇拜的方式而展现；西方人感恩社会、感恩自然、提倡博爱，因为他们敬畏上帝的“末日审判”，相信在世行善是为自己赎罪；中国古人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天地，因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们相信“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但现在，我们很多人什么都不怕，对于他来讲，没有什么可“敬畏”的。因为不敬畏生命，于是就虐待父母、忤逆不孝；因为不敬畏自然，于是就笃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干出许多破坏环境的傻事；因为不敬畏人民，于是屡出“雷人”之语，屡行荒谬之为；因为不敬畏社会规则，于是就使出权力换金钱的魔法，甚至举着“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招牌横行于世；因为不敬畏道德准则，于是三聚氰胺、苏丹红等各种闻所未闻的化学物质混入了我们的餐桌，“地沟油”、“吊白块”泡米粉等禁而不止。因此，学会感恩，必须懂得敬畏。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三个敬畏”一定要牢记：一是要敬畏历史。敬畏历史才能感恩人民。“政声人去后”，一个人的是非功过终由历史评判。在位在职时敬畏历史，就是要以史为镜，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多干老百姓受益的事，象右玉县十八任书记接力造林那样，“久久为功”。二是要敬畏组织。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个人勤奋和努力，但组织的培养和同事的支持也是不可缺少的。对领导干部来说，没有了组织，纵有天大本事也毫无用武之地；背离了组织，纵有天大的荣耀也会化为乌有。敬畏组织，就是要增强对组织的归属感，将个人的成长进步融入事业的繁荣发展之中，不搞“小圈子”、远离“小兄弟”，自觉维护大局与团结，抵御歪风与邪气，以优秀品格和工作业绩，赢得组织认可和他人尊重。三是要敬畏民心。要认识到民心民意不可违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顺民心者昌，得民心者得。

    四须有所作为。感恩不是大而化之、空洞无物的说教，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爱因斯坦说过：“每天我都要无数次地提醒自己，我的内心和外在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其他人的劳动的基础上。我必须竭尽全力，像我曾经得到的和正在得到的那样，作出同样的贡献。”实践感恩，如何有所作为？有两条应把握好：首先，要从小事做起。感恩不一定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感恩也不一定限定在有权有钱的职业和岗位，把简单的事情做好、把平凡的工作做好是最重要的感恩。只要想感恩，时时都有感恩的机会，处处都是感恩的场所。任何岗位，都可以成为感恩的载体；举手投足，都可以成为感恩的实践。给父母打一个电话，写一封家信，对老师说一声谢谢，对同事一个善意的微笑，都是感恩与回报。在农民工拉着沉重的货物过沟坎时，把自己的手搭上去助一把力；在我们的父母劳累时，用双手递过去一条毛巾擦擦汗；在受伤的小鸟无家可归时，为它做一个温暖的窝……这都是在感恩，这样的感恩，乃举手之劳，我们都可以做到。其次，要舍得大付出。关键时候是否舍得大付出，是对感恩真诚与否的检验。比如有的干部说要报恩组织，可组织要他去艰苦的地方，去处理复杂棘手的问题，他就讨价还价了；有些儿女说要报答父母，可真到了父母老了或生病需要赡养、照料的时候了，却扯皮不休，甚至推脱责任；还有人说要回报社会，可一到捐款了，钱包就捂紧了，捐的款还不如他打麻将放一炮！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徐本禹家境贫寒，考入大学后，学习和生活遇到很多困难，被列入特困生，并得到学校的资助、老师同学的关爱和社会的帮助。为了回报社会，他大学毕业后主动放弃了读研究生的机会，自愿到贵州山区义务支教。从2004年７月至今，他先后筹措捐款100多万元，筹集捐赠物资折合金额超过500万元，为贵州近20所中小学建立了图书室，培训了90余名乡村老师。一个大学生能有如此大付出、大作为，令人敬佩。五须学会包容。有人说，感恩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感谢应该感谢的，比如父母之恩是一定要报的；第二种是感谢不必感谢的，比如空气、阳光这些“众受之恩”；第三种是感谢不该感谢的，比如对你的诋毁和损害等。包容属于感恩的第三种境界。20世纪80年代初，曹禺年逾古稀，已是海内外声名显赫的戏剧作家。有一次，美国同行阿瑟·米勒应约来京执导新剧本，作为老朋友的曹禺专门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午饭前的休息时分，曹禺突然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上面裱着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把它念给阿瑟·米勒和在场的其他朋友。这是一封措辞极其严厉且不讲情面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非常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早就不在戏剧里了，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也不够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阿瑟·米勒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觉，他说自己很迷茫。这封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但却非常激烈，还夹杂着明显的羞辱的味道。但阿瑟·米勒不知道的是：这正是曹禺的清醒和真诚。尽管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戏剧大家，可他并没有像旁人一样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荣誉和名声。在这种“傻气”的举动中，透露的实质是曹禺已经把这种羞辱演绎成了对艺术缺陷的真切悔悟。此时的羞辱信对他而言已经是一份鞭策自己的珍贵馈赠，所以他要当众感谢这一次羞辱。我们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也可能碰到类似的情形。比如我们干了好事，可能换来的是群众的不理解和尖锐的批评；我们搞了“自选动作”，可能换来的是组织、领导的误解和指责；我们公正办事，解难处突，出力流汗，可能换来是同事的嫉妒和风言风语……面对这些情形，我们还要不要包容？答案是肯定的。换个角度看，我们的工作也的确还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应该感谢这些批评、指责、误解、嫉妒和风言风语。这样，我们包容别人，别人也会包容我们。在这种包容的氛围之中，我们会更好更快地成长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