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感恩教育的缺位。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感恩教育就是感恩行为的种子。在很多国家，感恩教育都是感恩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比如日本的高校感恩教育，美国的节日感恩教育，韩国的家庭感恩教育都为各自感恩文化之树提供了好的“种子”。可是我们的感恩教育似乎越来越淡化了。不论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在职教育，包括我们党员干部的党校教育，都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更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教育方法。比如家庭教育，我们传统的家庭教育是很有特色的，家长教育子女重亲情、重孝道、重人伦、重感恩，总的来讲，效果是好的。现在的情况则令人担忧，父母成天考虑的是如何为孩子创造优越的生活条件，学校考虑得多的也是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至于感恩教育，没时间、没精力，也没兴趣“搞那玩艺儿”，对于孩子来讲，错过了感恩教育的最佳时期。至于感恩教育方式，往往重灌输，轻践行；重规范，轻人格；重结果，轻过程。今年６月５日，在高考来临前夕，重庆市万州区一中学举行高中毕业典礼，900多名学生单膝或双膝跪地，向老师行跪拜礼。这种简单的方式充分暴露出了感恩教育的空洞无物和教育理念的落后狭隘。在教育内容上，往往偏重于创业的“技”，而轻视修身的“德”，成功学、关系学、厚黑学等所谓“新学问”大行其道，这方面的讲座久盛不衰。这种教育与感恩是背道而驰的。一些领导干部的书架床头，这样的书也不少，很多人还将此奉为圭臬。

４．感恩导向的缺陷。导向一偏，舆论就歪，反映在感恩实践上，无论是施恩还是受恩都跟着出问题。一方面施恩者的道德成本越来越高。当今社会，子女不孝顺父母、学生不尊重老师、大学生毕业后拒不还贷，受恩者对施恩者恩将仇报等种种现象，很多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道德谴责。一幕幕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惨剧，一个个被救助者心安理得昧着良心否认被救助事实的案例，在社会上形成了强烈的暗示效应。特别是有些地方的职能部门包括新闻媒体没有及时介入和妥善处理，最终施恩者或其家属只能黯然神伤。2006年，“南京徐老太”反诬好心人为撞人者，法院进而判处好心人赔偿4.5万元。理由是：“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把老人送进医院？”按照这个逻辑延伸，“不是我撞的，我为什么要扶他起来？”这类想法似乎也就太正常不过了。于是，当再度出现“徐老太”、“马老太”等被车撞倒等事件时，你不扶，我不扶，他也不扶，大家都当“看客”。时隔４年后，我们就看到了这种逻辑的“后遗症”，江苏兴化市一位老人街头骑车摔倒了，躺在马路中央，一动不动，左侧眉骨处渗出了血。现场有不少人路过甚至围观，就是没人拉老人一把，有人还提醒其他人“别扶啊，小心回头他家里人赖上你。”另一方面受恩者心理压力越来越大。有些媒体过度强化施恩者的形象，要求受恩者不断将感恩的心态重复呈现于别人的视线下进行“展览”。这样做，大大加重了受恩者的心理负担。央视2008年有一期《对话》节目，播出湖南衡阳农民刘吉桂雪灾中救助京珠高速出车祸的４４名乘客的故事，可是这个节目摄制中却遭遇了尴尬，受助者拒绝接受节目组邀请，无一人到现场参加节目。央视某编导随即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手记，题目是《４４个被救湖北人不懂感恩》。可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这４４名受助者已经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元宵晚会，还非常真诚地给刘吉桂敬过酒致过谢，难道非要再上一次电视才算懂感恩？

（四）

    知先于行，行重于知。讲了这么多，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学会感恩、践行感恩。如何去践行？这里提出“五须”：

    一须心怀美好。感恩是对爱的追求、对善的报偿，是美好心灵的坦露和表达。俗话说，境由心生。所谓修心成仁，仁者爱人。汶川大地震后，有一首诗曾感动了很多人，叫《为什么我的眼里含着泪水》。“为什么我的眼里含着泪水？因为我爱你爱得这样深沉。”胸中有了爱，才会懂得感恩。在文革中，为什么有那么多违背人伦的无情批斗，因为人们在妖魔化阶级斗争中，不再相信人性的美好，别人的每一个行为，哪怕是善意的举动，都要揣测“你是什么动机？”这种不信任甚至蔓延到最亲密最熟悉的人之间，什么父子、师生、战友关系，转眼间就成了敌我关系。其实我们的心灵是一面镜子，上面有脏东西，镜子中人物也会不干净。只有相信人性的美好，我们才能将别人的付出看做善意的举动，看做是对我们的“恩”，我们才能找到感恩的理由。需要指出的是，心怀美好决不纯粹是一种心理安慰，更不是逃避现实的“阿Q精神胜利法”。因为精神胜利法是没有积极行动的，而我们心怀美好，是要主动去发现美好，积极去传递对生活的爱与希望，从而让感恩真正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